身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空氣中混雜著一些不知哪來的煙味與明顯地霧霾，路上的摩托車、音樂聲、談天聲、喇叭聲也是此起彼落，誰也不想輸。這些嘈雜聲讓來到尼泊爾當志工的我，回想起了尼泊爾大地震那年的事。
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發生的那年的某一天，因為新聞作業的關係，我不斷地游移在不同的新聞網站，老師還要我們做什麼亂七八糟的角度分析。眼見尼泊爾大地震的死亡人數以千的速度不斷進位，我關起視窗，真的不忍再看災區的照片了。
我傳了封訊息給R。一年前當我還抱著伸張正義的心態進新聞系的時候，她和我說，她當初放棄新聞系而選擇B-school的理由，是因為她不認同記者所謂的倫理標準。妳知道嗎？最殘忍的現實就是，我發現我也開始做不到這樣的標準了。
媒體焦點不在受害者的尼泊爾大地震
採訪完UW的尼泊爾學生，我突然發現我永遠也無法成為一個世俗中定義的「好記者」。或許只有神仙做得到這麼淡定，也只有祂們升任得了這份艱難的工作。
妳看著受訪者的雙眼，她也愣愣地望著妳。那一瞬間我只痛恨自己的渺小。真的真的好渺小。她就是加德滿都人，過去三天內失去了不少親人，每隔半小時就打一通電話。她告訴我，還有很多鄉下地方尚未有人去救援，因為那裏根本沒有柏油路。這讓我想起去越南時我們建立的流動診所，沒有熱水、沒有電、沒有柏油路，卻很諷刺的有S.H.E的海報和可樂，第一次親眼見到帝國主義的物質與思想入侵得比科技還快。
「國際媒體都把焦點放在倒塌的古蹟上，到底為什麼？」
受訪者這麼問我，而我小聲地回她，因為旅遊業是尼泊爾的經濟來源。媒體關注的是「大事」，看的是大層面。我越講越小聲，真想搧自己一巴掌。我憑什麼自以為知識份子的自大口吻說話？我是誰？我在幹嘛？
「那些古蹟已經存活了四五百年，總有一天會倒的。但那些去世的人們原本還能再活五十年的啊！為什麼不報他們？」她激動地對著我說。「我現在一看到手機，想到還有很多電話要打就頭痛。」
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口，這完全超出我所能回答的範圍。因為我是個只想著下禮拜還要瘦個一公斤暑假要不要去拉斯維加斯關心YSL哪個口紅色號好看並享有特權的女孩子，我永遠無法理解她的痛。
尼泊爾：一個充滿愛和知足的地方
這次來尼泊爾，雖然美其名是「志工」，自己的心態已經與以前大不相同。在美國時，有大半年的時間在流浪者收容中心當志工，更有一次和學校一起去越南的山裡當國際志工。我先自首，身為志工，其實都是滿足自己大過滿足他人。當過志工的人也知道，許多時候對方給你的幫助，反而比你給對方的幫助多得多。因此也有不少批評志工的聲浪。
我想，能夠把「志工」這件事做到盡量不負面，或許只能從心態開始。「志工」需要理解到，你在幫助的不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而是和一個和你我沒有什麼不同卻又沒有交集的人，分享彼此的世界。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儘管有著不同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我們都會有喜怒哀樂，都渴望陪伴、渴望被愛、渴望被理解。這次的尼泊爾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尼泊爾人、來由世界各地的旅者。他們提醒我，這輩子一定要更謙卑地去服務世上的人。
每當我提起自己來自台灣，遇到的人，無論是什麼國籍，都會多關懷兩句。「電視新聞都有報，希望不要再有戰爭了」。我們住的地方的寄宿家庭的奶奶，儘管語言不通，但就像我自己的奶奶和外婆一樣，無時無刻都擔心我們沒吃飽。學校裡的孩子興奮地和我們分享尼泊爾的rapper、有名的Tiktoker、BTS和尼泊爾的舞蹈。走的時候給我們安上額頭上的紅點tika，只希望我們一路平安。另一個當地領隊的太太，在大家輪流生病的時候，沒日沒夜地照顧我們。臨走前遇到三個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中國東北大哥，他們很豪氣地請我吃飯，不斷稱讚台灣多好，罵自己政府罵得我都驚訝。（他們說，國內都不能說，只能到國外說！）
這次旅行，看到最多的應該就是世界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了。We are all interdependent。
而遇到的尼泊爾的孩子們一樣喜歡Tiktok、喜歡韓團；大人們一樣渴望有機會賺錢養家，於是許多尼泊爾人從深山的村裡去了歐美、去了日本工作，就為了下一代更好的生活。sounds so familiar。全世界哪個地方的人不是這樣呢？因為理解到人類的相似，所以可以對與自己看似不同的人更坦誠相待，也更可以發自內心地尊敬，在世上各個角落一樣在為生活奮鬥著的人。經歷過各種人生大小事，也更能在旅途中，來自陌生人的各種單純地善良而感動。
五年前在印度德里的時候，孩子們沒有東西可以給我，因此在路邊摘了兩朵花，插在我耳朵上。五年後，在離開達曼的車上，兩個孩子也去路邊摘了花送給我。慚愧的我，還有什麼藉口不繼續給予這個世界愛與關懷呢？
這是我所看見的尼泊爾。一個充滿愛和知足的地方。
本文經Irene Lu 建築人類觀察筆記授權轉載，由小人物進行下標以及微幅修訂。
圖、文經編輯，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請參考原文。
實習編輯：Queenie
核稿編輯：Shi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