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瀰漫在空氣中，點亮了夜晚的都市，從燈柱、招牌、店面，或者在捷運站、公車亭，我們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光映入眼簾，朦朧、恍惚、絢麗奪目。這些光芒佔據了人們的視野、仿若一定程度上成為現代都市的指標。然而，光形成的明與暗，其實充滿了文化與政治意涵。
藉由光，可以塑造許多都市奇觀。燈光讓人們不再晝伏夜出，也因此「晚上有沒有光」被當作鑑別一個地區發展的指標，是現代化、都市化的表徵，然而藉由明暗編碼好與壞的價值判斷，可以說過於直覺。例如一張經典南、北韓夜間照明圖，經常被當作「南韓好、北韓不行」的意識形態標籤，忽略其預設了「擴張了勞動與消費的時間是好的」的資本主義潛台詞，更沒看見背後有關勞動品質、環境成本的代價。
本文強調，城市中的光，不宜被簡單理解為安全或照明的議題，其實它蘊含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廣泛。從以安全為名的光、以生態為名的光、以城市行銷為名的光，甚至是表達政治訴求的游擊之光。都呈現夜間景觀的「明暗」，其實充滿了可能性。
夜晚有了光，就安全了嗎？
「光」滲透進我們的各種都市元素當中，是構成當今都市地景形成的關鍵角色，然而光線之所以有系統性地進入城市街道中，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地景，則要從「安全」角度觀之。
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業社會開始出現更多系統夜間生產與消費活動。各市政當局被期待提供夜晚的光，就是遵循著維繫公共空間的「安全」的邏輯部署。在世界許多城市，路燈都是以治安、社會安全為由裝設，方便更多人夜晚從事工作與消費。
但，事實上也並沒有一種計算式可以將亮度與安全劃上等號。舉例來說，行人對空間的熟悉與否、是否可以辨析他人臉部、能不能辨認方向等，都是會影響「安全」的心理因素。怎麼藉由這種多元角度的「安全」，打造合理的光環境設計，是當今夜間景觀營造重要的一環。更何況，不當使用燈光，有時反而更凸顯危險性。「更亮並不代表更安全」的觀念，就是反思了夜晚明暗與安全之間，長期以來被視為正相關、過於簡化的觀點。
「安全」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並不具有絕對客觀性，它往往與夜間的視覺（不只有亮度、還有顏色、材質、空間、指標系統）與環境心理有關，若人本空間（相對於以車為本）的角度來看，我們在夜晚的視覺，不應該只有合理的人行道寬度、無障礙的步行環境、相互尊重的交通氛圍，還有「光」本身的預設使用者。因此，「交通安全」的論述，就不只有駕駛本身的視覺成為服務的對象，而更要包括：設法降低車速、營造友善的步行環境，以及夜晚合理配置的行人用光。
另外，也開始有研究顯示過量的人造光影響非人生物與生態時序。為此，智慧化、精緻化的路燈控制，成為相關研究重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是這個領域的技術領導者，燈光強度可以依據使用情況、一天的時間、天氣甚至是行人前進方向而變化（Isenstadt, 2014）。為了夜間安全、景觀與生態保護，台灣大學也制定了戶外燈具照度規範，並進行在地化的智慧路燈控制研究。
我們的建成環境愈來愈強調生態價值，不只有校園，許多都市公園也逐步復育成為不同物種的棲地，人類的光源反而影響到動植物的正常時序，這往往會與傳統都市治理認為的「愈亮愈安全」邏輯相互矛盾，因為治理當局不希望公園或開放空間成為治安死角。因此，以安全為名的光對上以生態為名的光，也會發生價值碰撞。解決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從上述台灣大學的案例，劃定「控制光害區域」、以分區管理的方式進行管制。在大安森林公園，則是以控制在波長590nm，不會影響螢火蟲的「螢火蟲燈」，來達到滿足人與螢火蟲共同生活的效果。
台灣「光環境」獎：城市美學到社會運動
與此相關的，是最近流行的光環境設計相關議題。我們在歷史建築、古蹟上，打上思古之幽情、讓建物更立體的光線。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的「台灣光環境獎」，首屆2018年入圍的案例如「台北101」、「高雄哈瑪星舊街區」、「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廳舍」等，顯見當今政府與民間融入節能與照明美感、考量視覺景觀與環境友善之間的關係。眾多案例也顯示融入節能、美感的照明設計，成為當今新一代城市美學，更是都市行銷的視覺象徵。
標誌性建築上的光，也是城市參與國際的重要場域。發生某些國際事件，台北101、圓山飯店、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等建築，都能看到相關的文字、顏色、圖騰映照在這些建築上。以俄烏戰爭為例，世界民主國家陣營紛紛替烏克蘭聲援，在高雄舉辦的台灣燈會，便在光雕秀之後打上藍黃兩種色彩的燈光，組合成烏克蘭國旗，以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在這個層次，我們的城市就是藉由光來參與世界。
燈光塗鴉表達訴求
在黑暗中用烏克蘭國旗顏色表達支持，不一定要是政府等級的資源才能做成，也可以是透過市民進行游擊式的「燈光塗鴉」。再以俄烏戰爭為例，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有一位美國民眾Benjamin Wittes帶著它的燈光團隊到俄羅斯大使館外，投射烏克蘭國旗表達對俄羅斯發動戰爭的不滿。俄方人員見狀則立刻拿出強光探照燈進行反制，但是Wittes的團隊人數眾多，後來又加入了幾位燈光師進行投影。
Wittes表示：「你們沒辦法蓋住我們的抗議，因為我們不只有一組燈光。」（可參：B.C. & Lowy的翻譯短片）俄國大使館面對這種手法無法招架，於是報警尋求協助。但警方到場後表示，為了保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他們僅能在場待命。
換句話說，一定的暗空環境提供了「燈光塗鴉」（light graffiti），一種新的市民干預手段，與以往的街頭運動不同，抗議者們藉由投射燈將訴求投影在目標建築物上，稱為游擊投影運動家（guerrilla projection activists）。他們作法避免了實際上的破壞，也讓抗爭者得以遊走於既有規定的狹縫。又因為陳抗者「沒有實際的破壞什麼」，這種干預使得社會運動感動高潮延伸到晚上，更讓政治訴求可以擴展出不同可能性。
首先，讓這些訴求脫離「破壞財產權」的指控，在社會意義上讓議題更加「聚焦」。這種運用光線的手法是藝術團體Graffiti Research Lab善於使用的模式，他們已經成為各種游擊式照明的戰術交流中心，不同團體基於各自不同的政治動機部署他們的燈光投影裝置，以散布他們的訊息，看似破壞、卻沒有直接的破壞（Isenstadt, 2014）。光線的轉瞬即逝，讓街頭政治訴求的游擊特徵戲劇化的展現出來，並且「光線」也納入「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當中。
其次，群眾集體在深夜中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手電筒」功能，也成為的新抗爭地景，這其中最知名沒過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市民發起了「香港之路」的人鍊活動，延長至60公里之餘，甚至「還有許多香港市民響應活動，自發登上獅子山牽手表達訴求，並亮起手電筒或手機，成為一條圍繞獅子山的光鍊」（自由時報，2019）。市民藉由手機與手電筒的光，集結起來與城市地景交相呼應，試圖呈現團結一致，齊心表達共同訴求的氛圍。在這個例子中，手機的光源也成為一種游擊式的光，作為特殊政治情況下的表達手段。市民們策略性的發亮，在城市與山之間形成無聲又光明的地景。
以此來看，最近幾年的暗空公園討論正可以是我們再次思索「一定的暗」的重要性。過往，照亮夜空的光讓我們難以看見過去幾千年來用作辨析方向、計時與導航的星空，失去了用以紀錄神話故事的星座。
當我們無法再抬頭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時，我們人類就會失去一些自我。就像再也聽不到孩子們的笑聲；我們會放棄我們的一部分。
國際暗空協會（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 IDA） David Crawford （Fischer, 2011）
這個組織於1988年創立，旨在藉由有效率的利用光線保護夜間黑暗的天空。他們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光害意識、推動有效率、合理的光源使用方式以恢復星空。台灣暗空協會（TDA）也於2020年底成立，成為IDA亞洲的分會之一。2019年，合歡山是國際暗空協會（IDA）認證，在台灣第一座的暗空公園。
為了打造暗空公園，必須藉由地方溝通與各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創造永續性的經營模式以及持續精進的改善計劃，始得獲得認證。在合歡山一帶的夜間光線，大多源於住宅與民宿，為了降低不必要光源，是在與許多民眾協調配合之下，進行燈具等光源改善才得以達成。暗空公園的例子讓燈光的控制，納入地方永續發展的議題，結合政府與民間團體，讓「光管理」也有了積極的意義。
適度的亮與一定的暗：逐步浮現有市民概念的光治理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光」的議題除了視覺上的光汙染、節能環保、街道安全之外，還有更多面向。若是脫離技術性、狹義的「光管理」思維，看見社會性、文化性的「光」，也就可以將光納入文化治理當中。也就是將光汙染、光管理、光氛圍與光的社會／都市意義，理解為廣義的光治理，從而將夜間的明暗也納入都市議程當中。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除了市政當局建立的街道安全之光、標誌性建物的城市行銷之光，我們還可以看到「燈光塗鴉」藉由光表達政治訴求的游擊之光、基於地方永續的保護夜空、營造都市生物棲地的生態之光等。我們建成環境中的光，已經愈來愈有市民的參與，呈現多層次的「光治理」場域，以美學、生態、夜間景觀、街頭陳抗等形式，納入都市的文化治理。若樂觀的說，我們也逐漸看見了「市民之光」。
原文作者：簡旭伸、白豐誠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眼底城事
實習編輯：鄭巧筠
核稿編輯：Xe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