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廢死推動聯盟|精障者的免死「精」牌?

許我們應該要問的是: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精神不穩定的人,在不危及安全的狀況下,與我們共存在社會中?

據我國刑法19條規定,行為時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犯罪者應考量減輕其刑,甚至是不罰。近年來精神障礙者犯下重大刑案引發關注,每當判決結果出爐,經常受到輿論質疑:「裝病就能逃死」、「精障已成免死金牌」。明明是已經訂定的法律卻仍會受到質疑,那為什麼會這樣規定?

負責精神障礙者重大刑事案件辯護工作的翁國彥律師(以下簡稱:翁律師),以及精神科彭啟倫醫師(以下簡稱:彭律師),針對精神障礙者面臨的司法現況進行交流,希望透過他們的實務經驗分享,讓讀者更理解精神障礙者面對司法的困境;與其排斥精障者,不如思考如何與他們和平共存。

翁國彥律師與彭啟倫醫師針對障礙者的處境進行交流。圖/廢死聯盟

精神障礙跟心智缺陷的範圍則較缺乏更明確的解釋

翁律師認為,我國刑法承襲自德國,應是考量精神障礙者犯罪時的判斷能力較一般人弱,要求他們負擔完全的責任並不公平,因此必須減輕。

回顧立法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刑法有針對聽障人士減輕其刑的規範,那麼為什麼視障、其他障別或精神疾病患者卻不在範圍內?這正顯示了司法在不同時代對身心障礙的理解落差,即使到現在仍會碰到許多困難。

精神科醫師彭啟倫補充,刑法19條在2005年的修訂也是傾向德國刑法方向修改。但德國刑法針對精神障礙跟心智缺陷其實詳列了許多要件,台灣對精神障礙跟心智缺陷的範圍則較缺乏更明確的解釋,這也造成法律、司法精神醫學在面對個案時,有判定上難以對話的狀況。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6條所發布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前段提及:「對於面臨特殊障礙以致無法與他人同等地為自己有效辯護的人們,例如:有嚴重的心理社會和智力障礙的人們、或是僅有有限的道德責任的人,締約國必須避免判處死刑。」

精神障礙者不應判死這樣的見解,也曾在不同判決中獲得法院的援引及使用。但在法律規定之外,還可能怎麼理解他們在社會上及面臨司法的處境?

司法審判下精障者的公義困境

翁律師分享,自己接到個案時首先就會遇到如何溝通的問題。雖然每位被告狀況不一,但碰到無法對話的狀況,若有家人從旁協助,可能有機會相當程度理解他的狀態,但若連絡不到家人呢?

羈押狀態下,被告所獲得的醫療處置是以鎮靜為導向的「穩定藥物」,使其遲鈍昏沉。而當被告進入地檢署、法院,則可能碰到法院不能理解精神障礙者處境,亦無法理解被告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犯罪者。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的說明經常被認為是為被告開脫的藉口,彷彿一個人沒有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狀態本身,就是有罪的。

曾有一位翁律師協助超過五年的個案是慢性精神病人,剛接觸時對方四十多歲,她因為先生外遇而受到很大的衝擊,睡不著便開始領安眠藥吃,卻逐漸對安眠藥成癮,一天服用二十幾顆藥仍睡不著,每天在家吃藥、睡覺,醒來就出門晃晃。有一天突然拿著刀到自家樓下搶銀樓,整個過程都被監視錄影器錄到,包含搶完呆站在路上的整整一分鐘。

律師在一審跟她溝通時已經感覺得到她的反應不符實際年齡,送精神鑑定後也發現可能受到藥物影響,導致大腦損傷、智力邊緣,符合刑法19條第2項減輕刑責事由,但因為持刀強盜,一審判得很重,二審才獲得緩刑。

後來她精神狀況逐漸穩定,從事清潔公司的工作,重新建立服藥習慣。但就在去年夏天,翁律師又接到她的消息,快要五十歲的她竟在藥妝店偷東西,被店員逮到。這次開庭,法官以罰金的方式快速結案。我們理解台灣的司法案件量很大,結案壓力經常讓法官無暇針對這類輕罪案件進行更多審酌,但是從整個脈絡來看,快速結案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甚至會成為惡性循環,遑論讓她接受治療或保護管束。

翁國彥律師協助過許多身心障礙當事人的訴訟案件。圖/廢死聯盟

精神病纏身,「不可控」的犯罪行為

翁律師也曾辦理關於就審能力欠缺的案件,被告為智能障礙者,法院了解被告的狀況後,明知開庭無法實質審理案件,礙於程序卻仍須在案件審判期限內繼續開庭,透過每次開庭去確認被告的智能障礙是否改善而有能力就審。實務上,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94條應停止審判的後續規定不明,因此鮮少有案例根據規定而停止審判。

在翁律師的辦案經驗中,上述這些被告為智能障礙者的案件比新聞中常見的重大刑案多更多,而這些以竊盜、性騷擾類型為主,讓人不舒服的輕案,卻會被判處監護處分最重的五年。大眾容易想像精神疾病患者犯下的都是重大案件,但其實一再發生、相對較輕的案件,反而被忽略,即使被告有律師和社工的協助,還是可能出現無法控制自己的狀況而重複犯案。

也許我們應該要問的是: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精神不穩定的人,在不危及安全的狀況下,與我們共存在社會中?

曾犯下殺父之罪的「好人」

彭醫師曾接觸因精神疾病犯下重大刑案的患者C,他是一位長期流連在精神醫院的五十歲男性,家庭社經地位高,家人雖給予經濟支持卻鮮少來探視。他平常在病房中的他總是願意協助醫院公共事務或幫助其他患者,也會主動提及身為一個人父,無法參加兒女婚禮的失落感和想回家的期待。

C在年輕時犯下殺父之罪,曾受到監護處分。「在不認識他之前,只知道他在案件中可惡的行為,可是越來越了解他之後,我覺得他其實心地很善良,就算有妄想症狀,陷在自己的世界中,也不至於影響到他人。當時我就萌生『精神病人殺人是否應判處死刑』的疑惑。」彭醫生說。

我們能否接受精障者在不危及安全的狀況下,與我們共存?圖/廢死聯盟

聆聽精障者的心聲,精神病患是否能有醫療自主權?

患者F住在精神科慢性病房十多年,平常在醫院會協助修剪花草等工作,但有一天他被發現有口咽癌症。F希望可以找姊姊討論醫療計畫,結果姊姊以自身宗教信仰為觀點,認為弟弟生來已經有這麼多的痛苦,希望不要積極治療。起初彭醫師也疑惑姊姊的決定,經過社工的協助與多次溝通,最後F決定接受最基本外科的處理,現在還能維持基本的生活。

彭醫師說,其實溝通的過程需要花費很多心力,他不敢說自己有辦法對每位病人都做到這種程度,但至少有一兩位自己還可以努力溝通協調,嘗試去實踐患者自己的想法。尤其很多情況下,精神科患者與家屬/照顧者是依賴關係,若家屬無力照顧時該怎麼辦?照護責任僅落在任何單一群體都會是不穩定的支持系統。

近期社會上正如火如荼地討論司法精神醫院的建置,精神醫學界普遍的傾向是釐清醫療與矯治的分工,若真的大家有共識要讓醫師來處理社會安全問題,也應思考目前的醫療及社會資源配置能否達到理想的目標。

而精神科病人真的可以決定自己想要在哪裡、如何生活嗎?彭醫師行醫過程中常見精神科病人的意識自主難以被實踐或尊重,決定權往往落在家屬與醫療人員身上。這並非全然是醫療人員或家屬的問題,而是大家如何想像病人「自主」的圖像,用績效、健保規範為醫療制度導向時,大家沒有空間來好好聽彼此的需求、好好聽患者說話。

彭啟倫醫師為司法精神醫學會成員。圖/廢死聯盟

精障者與「正常」社會的距離,社會支持網的漏洞

如何增加精神障礙者在社區的社會支持,轉銜機制以及安排個管的制度更顯重要。現在監護處分的訪視基準常常流於形式,且監護方較少思考病患的狀態是否適合於該處所。而第一線工作人員為完成工作任務,難以顧及品質,轉銜的單位也缺乏整合,讓患者每天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政府如今雖有心理衛生社工(以下簡稱:心衛社工)專門針對高風險對象進行服務,但社工缺乏實質權力可以整合個管團隊,心衛社工人員也仍稀缺,這是未來必須面對的困境。

精神健康問題可以在司法程序中獲得處理,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時甚至會受到司法對社會安全程度的定義影響,例如法律規定最低標準是「無自傷傷人之虞」,那麼對應的治療計畫最高目標也就會是「無自傷傷人之虞」,治療成效達到患者「戇戇呆呆(gōng gōng tai tai)」、不吵不鬧,不會有攻擊性,也許就滿足了條件,可以撤銷原本監護處分的目的,但這樣的處置其實無益於這個人的自主生活及發展。

接受差異性,擁抱他人的缺陷

時常以台灣本土社會議題為音樂題材的生祥樂隊有一首歌叫〈仙人遊庄〉,寫精神障礙者在過去農村社會裡鎮日遊蕩,看似無人聞問,卻能與村莊的人們共同生活,互相理解包容。無論在過去的鄉村或如今的城市中,被稱為「仙人」的精障者始終存在,也沒有一套固定模式可以告訴我們,怎麼做才是絕對,但與其防備、害怕、排斥這些受到精神障礙困擾的人們,不如以理解作為起點,試圖認識他們,與他們共存。

彭醫師說,比起單純開刀、開藥,他認為去理解精神障礙者才是更重要的事,許多精神障礙者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同理或開藥就能處理。他總會想,若能給予精神障礙者良好的建議或專業知識支持,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少開很多藥?他自己也因此踏上了法律的學習之路。

最後翁律師表示,辦理障礙者的案件像是一段自我認識、述說的過程,他自己喜歡觀察人、理解他人的故事,看見他人的缺陷,彷彿也是在觀照自己的缺陷。透過專業去告訴社會大眾怎麼學習跟人性裡的缺陷共處,這是人類共同的課題。

本文授權改寫自台灣廢死推動聯盟【怕死異語】翁國彥X彭啟倫—身心障礙者的免死「精」牌?

實習編輯 徐偉哲
核稿編輯 Xenia

徐 偉哲
徐 偉哲
來自雲林的北漂青年,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系一年級。 期望能藉由媒體的力量讓暖陽照入社會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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