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張作驥導演憑藉首部自編自導的電影《忠仔》,在台灣和國際影壇打開了知名度,成為延續台灣電影新浪潮精神的大將之一。和林正盛、易智言、陳玉勳、王小棣等同樣崛起於九〇年代的張作驥,在敘事風格上獨樹一幟。大量起用素人演員、關注社會底層人物、觸碰邊緣弱勢議題和充滿生活寫實的影像形式,讓張作驥在這一批導演中,成為相當特別的存在。
對社會內部差異的捕捉,挖掘不同生命的面貌
有幸,曾於《醉・生夢死》(2015)與張作驥導演共事過,當時跟著導演在寶藏巖和林森北路的酒吧等地方場勘、拍攝,至今想來依然印象深刻。導演總是親力親為,他會和拍攝地方的居民、業主打成一片;他會讓演員在現場自由發展表演,他會在下工後親手作飯招呼大家共進晚餐;他甚至可以為了讓故事足夠真實,花時間安排演員體驗角色的日常生活樣態。對於這些細節,他總是特別看重。
張作驥導演在開拍《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2019)曾找了幾位之前在《醉・生夢死》接觸合作過的朋友到西門紅樓的酒吧聊聊,那次我也出席了。導演說他那陣子在思考一個問題:一位得了阿茲海默症的同志,會不會忘記自己喜歡的是同性?這個小小的提問,讓我引頸期盼他究竟會拍出怎樣的作品。後來,導演交出了《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這是一部敘事龐大且複雜的作品。多語言交織以外,還有對家庭、政治、性/別、身分認同、意識形態的探討。透過影像,他在思考的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各種差異,以及遊走在差異邊緣的人物。
若再往前追溯,《忠仔》以八家將為題材;《黑暗之光》(1999)裡有盲人按摩師和地痞流氓的晦暗人生;《美麗時光》(2002)描述年輕人加入了黑社會;《蝴蝶》(2007)訴說的對象是一名剛出獄的青年;《當愛來的時候》(2010)以未成年少女未婚懷孕為電影主人公;《暑假作業》(2012)關注三代家庭間的親子關係;《醉・生夢死》則觸及同志議題;最新的作品《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2022),則展示了居住在濱海小鎮的父親和他三個兒子的真實生活。張作驥導演,總是不斷地在底層挖掘生命的樣貌。
拼湊生命的痕跡,拍出屬於「他」的感覺故事
如果說《醉・生夢死》和《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是張作驥對於母親的告白與和解,那麼《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就是將目光投向了父親。其中當然也不乏有對愛情、手足之情的描繪,但電影的厚度絕不僅止於此。
11月6日,電影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後,張作驥導演說:「我很想看到一匹紅馬出現在天上」。又是一個特別簡單的念頭,然後他便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把這個故事說出了只屬於張作驥的「感覺」。
張作驥的電影總有他自我生命的痕跡,但也總能折射到每一個觀影人的生命經驗裡,他的影像極富詩意和文學性,但於微小之處又是如此寫實且深具普世性。
在那藍天之上,高高飛著的紅馬終將被看見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就完全展現了張作驥導演非常個人化的影像風格。大量的空景,讓鏡頭去凝視天空、海景、路燈、漂流的垃圾和那個紅馬氣球。父親和三個兒子有著不同的相處方式;大哥阿威不常回家,在有限的篇幅裡仍然體現了他對回家的期待;二哥阿庭雖然智能不足,但卻始終掛念病臥在床的母親;三弟阿亮是家中「多餘」的成員,喜歡畫畫、經常仰望天空,他也有自己的生活的苦澀和無奈。還有跑來亂認父親的女孩謝卉臻,她與母親、前男友,關係間皆橫著一道無解的難題。
所有人在影像裡,拼了命的想要活著,而那個破損消風的紅馬氣球,在暗夜裡被風吹雨打,像極了所有人物的共相。張作驥導演用最後一顆父子相繼登場的鏡頭給出了他對生命的理解——所有千瘡百孔的傷疤,總能被修補縫合,就如同那個高高飛在藍天之上的紅馬氣球一樣。阿庭就一直想讓媽媽看到紅馬,我相信媽媽一定看到了,而所有渴望被看見的人也終將被看見。
另外,我還特別喜歡後來阿亮和卉臻在路口擦身而過的那場戲。那時的卉臻已經結婚生子,老公問他:「你朋友喔?」卉臻回答:「是一個很幸福的人。」原來幸福竟是這樣簡單!仔細想想,為何張作驥要花時間去拍父親、阿庭和阿亮坐在家門外吃飯的場景?他們一邊吃飯,時不時看看天空,然後陽光灑在了阿亮的臉上,灑在了他們父子三人身上,這顆鏡頭是躲在門內向外拍攝的。那個介於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距離,或許正好能丈量出幸福的模樣。
立於既近又遠的地方見證
我經常在想,台灣電影還能拍出怎樣的故事,還有什麼題材值得再深挖?張作驥導演已經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告訴我們問題的答案。或許那些人那些事,有時候會顯得疏離而殘酷,甚至都沒有人在意;但張作驥的影像卻彷彿是一種見證,既近又遠地見證了人的現實、記憶和情感,過去、現在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