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國刑法19條規定，行為時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犯罪者應考量減輕其刑，甚至是不罰。近年來精神障礙者犯下重大刑案引發關注，每當判決結果出爐，經常受到輿論質疑：「裝病就能逃死」、「精障已成免死金牌」。明明是已經訂定的法律卻仍會受到質疑，那為什麼會這樣規定？
負責精神障礙者重大刑事案件辯護工作的翁國彥律師（以下簡稱：翁律師），以及精神科彭啟倫醫師（以下簡稱：彭律師），針對精神障礙者面臨的司法現況進行交流，希望透過他們的實務經驗分享，讓讀者更理解精神障礙者面對司法的困境；與其排斥精障者，不如思考如何與他們和平共存。
精神障礙跟心智缺陷的範圍則較缺乏更明確的解釋
翁律師認為，我國刑法承襲自德國，應是考量精神障礙者犯罪時的判斷能力較一般人弱，要求他們負擔完全的責任並不公平，因此必須減輕。
回顧立法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刑法有針對聽障人士減輕其刑的規範，那麼為什麼視障、其他障別或精神疾病患者卻不在範圍內？這正顯示了司法在不同時代對身心障礙的理解落差，即使到現在仍會碰到許多困難。
精神科醫師彭啟倫補充，刑法19條在2005年的修訂也是傾向德國刑法方向修改。但德國刑法針對精神障礙跟心智缺陷其實詳列了許多要件，台灣對精神障礙跟心智缺陷的範圍則較缺乏更明確的解釋，這也造成法律、司法精神醫學在面對個案時，有判定上難以對話的狀況。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6條所發布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前段提及：「對於面臨特殊障礙以致無法與他人同等地為自己有效辯護的人們，例如：有嚴重的心理社會和智力障礙的人們、或是僅有有限的道德責任的人，締約國必須避免判處死刑。」
精神障礙者不應判死這樣的見解，也曾在不同判決中獲得法院的援引及使用。但在法律規定之外，還可能怎麼理解他們在社會上及面臨司法的處境？
司法審判下精障者的公義困境
翁律師分享，自己接到個案時首先就會遇到如何溝通的問題。雖然每位被告狀況不一，但碰到無法對話的狀況，若有家人從旁協助，可能有機會相當程度理解他的狀態，但若連絡不到家人呢？
羈押狀態下，被告所獲得的醫療處置是以鎮靜為導向的「穩定藥物」，使其遲鈍昏沉。而當被告進入地檢署、法院，則可能碰到法院不能理解精神障礙者處境，亦無法理解被告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犯罪者。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的說明經常被認為是為被告開脫的藉口，彷彿一個人沒有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狀態本身，就是有罪的。
曾有一位翁律師協助超過五年的個案是慢性精神病人，剛接觸時對方四十多歲，她因為先生外遇而受到很大的衝擊，睡不著便開始領安眠藥吃，卻逐漸對安眠藥成癮，一天服用二十幾顆藥仍睡不著，每天在家吃藥、睡覺，醒來就出門晃晃。有一天突然拿著刀到自家樓下搶銀樓，整個過程都被監視錄影器錄到，包含搶完呆站在路上的整整一分鐘。
律師在一審跟她溝通時已經感覺得到她的反應不符實際年齡，送精神鑑定後也發現可能受到藥物影響，導致大腦損傷、智力邊緣，符合刑法19條第2項減輕刑責事由，但因為持刀強盜，一審判得很重，二審才獲得緩刑。
後來她精神狀況逐漸穩定，從事清潔公司的工作，重新建立服藥習慣。但就在去年夏天，翁律師又接到她的消息，快要五十歲的她竟在藥妝店偷東西，被店員逮到。這次開庭，法官以罰金的方式快速結案。我們理解台灣的司法案件量很大，結案壓力經常讓法官無暇針對這類輕罪案件進行更多審酌，但是從整個脈絡來看，快速結案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甚至會成為惡性循環，遑論讓她接受治療或保護管束。
精神病纏身，「不可控」的犯罪行為
翁律師也曾辦理關於就審能力欠缺的案件，被告為智能障礙者，法院了解被告的狀況後，明知開庭無法實質審理案件，礙於程序卻仍須在案件審判期限內繼續開庭，透過每次開庭去確認被告的智能障礙是否改善而有能力就審。實務上，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94條應停止審判的後續規定不明，因此鮮少有案例根據規定而停止審判。
在翁律師的辦案經驗中，上述這些被告為智能障礙者的案件比新聞中常見的重大刑案多更多，而這些以竊盜、性騷擾類型為主，讓人不舒服的輕案，卻會被判處監護處分最重的五年。大眾容易想像精神疾病患者犯下的都是重大案件，但其實一再發生、相對較輕的案件，反而被忽略，即使被告有律師和社工的協助，還是可能出現無法控制自己的狀況而重複犯案。
也許我們應該要問的是：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精神不穩定的人，在不危及安全的狀況下，與我們共存在社會中？
曾犯下殺父之罪的「好人」
彭醫師曾接觸因精神疾病犯下重大刑案的患者Ｃ，他是一位長期流連在精神醫院的五十歲男性，家庭社經地位高，家人雖給予經濟支持卻鮮少來探視。他平常在病房中的他總是願意協助醫院公共事務或幫助其他患者，也會主動提及身為一個人父，無法參加兒女婚禮的失落感和想回家的期待。
Ｃ在年輕時犯下殺父之罪，曾受到監護處分。「在不認識他之前，只知道他在案件中可惡的行為，可是越來越了解他之後，我覺得他其實心地很善良，就算有妄想症狀，陷在自己的世界中，也不至於影響到他人。當時我就萌生『精神病人殺人是否應判處死刑』的疑惑。」彭醫生說。
聆聽精障者的心聲，精神病患是否能有醫療自主權？
患者Ｆ住在精神科慢性病房十多年，平常在醫院會協助修剪花草等工作，但有一天他被發現有口咽癌症。Ｆ希望可以找姊姊討論醫療計畫，結果姊姊以自身宗教信仰為觀點，認為弟弟生來已經有這麼多的痛苦，希望不要積極治療。起初彭醫師也疑惑姊姊的決定，經過社工的協助與多次溝通，最後Ｆ決定接受最基本外科的處理，現在還能維持基本的生活。
彭醫師說，其實溝通的過程需要花費很多心力，他不敢說自己有辦法對每位病人都做到這種程度，但至少有一兩位自己還可以努力溝通協調，嘗試去實踐患者自己的想法。尤其很多情況下，精神科患者與家屬／照顧者是依賴關係，若家屬無力照顧時該怎麼辦？照護責任僅落在任何單一群體都會是不穩定的支持系統。
近期社會上正如火如荼地討論司法精神醫院的建置，精神醫學界普遍的傾向是釐清醫療與矯治的分工，若真的大家有共識要讓醫師來處理社會安全問題，也應思考目前的醫療及社會資源配置能否達到理想的目標。
而精神科病人真的可以決定自己想要在哪裡、如何生活嗎？彭醫師行醫過程中常見精神科病人的意識自主難以被實踐或尊重，決定權往往落在家屬與醫療人員身上。這並非全然是醫療人員或家屬的問題，而是大家如何想像病人「自主」的圖像，用績效、健保規範為醫療制度導向時，大家沒有空間來好好聽彼此的需求、好好聽患者說話。
精障者與「正常」社會的距離，社會支持網的漏洞
如何增加精神障礙者在社區的社會支持，轉銜機制以及安排個管的制度更顯重要。現在監護處分的訪視基準常常流於形式，且監護方較少思考病患的狀態是否適合於該處所。而第一線工作人員為完成工作任務，難以顧及品質，轉銜的單位也缺乏整合，讓患者每天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政府如今雖有心理衛生社工（以下簡稱：心衛社工）專門針對高風險對象進行服務，但社工缺乏實質權力可以整合個管團隊，心衛社工人員也仍稀缺，這是未來必須面對的困境。
精神健康問題可以在司法程序中獲得處理，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時甚至會受到司法對社會安全程度的定義影響，例如法律規定最低標準是「無自傷傷人之虞」，那麼對應的治療計畫最高目標也就會是「無自傷傷人之虞」，治療成效達到患者「戇戇呆呆（gōng gōng tai tai）」、不吵不鬧，不會有攻擊性，也許就滿足了條件，可以撤銷原本監護處分的目的，但這樣的處置其實無益於這個人的自主生活及發展。
接受差異性，擁抱他人的缺陷
時常以台灣本土社會議題為音樂題材的生祥樂隊有一首歌叫〈仙人遊庄〉，寫精神障礙者在過去農村社會裡鎮日遊蕩，看似無人聞問，卻能與村莊的人們共同生活，互相理解包容。無論在過去的鄉村或如今的城市中，被稱為「仙人」的精障者始終存在，也沒有一套固定模式可以告訴我們，怎麼做才是絕對，但與其防備、害怕、排斥這些受到精神障礙困擾的人們，不如以理解作為起點，試圖認識他們，與他們共存。
彭醫師說，比起單純開刀、開藥，他認為去理解精神障礙者才是更重要的事，許多精神障礙者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同理或開藥就能處理。他總會想，若能給予精神障礙者良好的建議或專業知識支持，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少開很多藥？他自己也因此踏上了法律的學習之路。
最後翁律師表示，辦理障礙者的案件像是一段自我認識、述說的過程，他自己喜歡觀察人、理解他人的故事，看見他人的缺陷，彷彿也是在觀照自己的缺陷。透過專業去告訴社會大眾怎麼學習跟人性裡的缺陷共處，這是人類共同的課題。
本文授權改寫自台灣廢死推動聯盟【怕死異語】翁國彥X彭啟倫—身心障礙者的免死「精」牌？
實習編輯 徐偉哲
核稿編輯 Xe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