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月，林信吾因強盜案判刑８年，後移監至明德外役監獄服刑。外役監為無圍牆、低度戒護的一座監獄，扮演類似中途之家的角色，有助受刑人將來回歸社會。明德外役監讓受刑人在外工作無須穿著囚服，並能接見親屬；有時，受刑人還能與眷屬同住，也能定期返家探親。今年（2022年）８月 13 日，林信吾返家探視其母，林理應於二日後返監報到，但卻逾假未歸。
8月 22 日，台南兩名員警攔下竊車的林信吾，他拒捕抵抗，持刀攻擊員警，造成兩名員警不幸殉職，並奪走一把警槍逃亡。警方對林信吾展開全台追緝。專案小組於隔日(23號)清晨四點時，在離案發現場幾百公里外的新竹將林信吾圍捕歸案。
殺警案後，再次被當成箭靶的「廢死議題」
林信吾被捕歸案後，媒體話鋒轉向討論罪刑。網友憤怒的言論湧向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的 Facebook 頁面，他們聲稱就是廢死聯盟的訴求削弱了死刑的嚇阻效果。
網友寫道：「就是有你們這樣的團體在替殺人犯講話。才會導致一堆人去犯罪。」；另一則留言寫道：「我還是努力祈禱下一個被殺的是廢死聯盟成員比較實際啦。」
其中一位殉職員警的姊姊聲淚俱下激動地批評整個刑法制度，點名指責明德外役監的典獄長；但是，她卻在最後的批評直接針對廢死聯盟，說道：「廢死團體，都給我滾去十八層地獄！」
針對批評，廢死聯盟公開回應不會對調查中的案件做出評論，同時也駁斥張雅琴的救援免死一說，並表示廢死聯盟和受害者家屬同感悲憤。但是，上述聲明卻更進一步激起張雅琴的戰火。在 Facebook 頁面上，張雅琴再次攻擊廢死聯盟，聲稱在台灣想廢死的只有很小一撮人，並要求廢死聯盟要公開「背後的藏鏡人是誰」以及「資金來源」。
其他名人也將矛頭指向廢死聯盟。演歌雙棲的藝人白冰冰寫道：「他們的廢死理想，簡直踐踏在無辜慘死的被害人身上。那一具具慘被虐殺的屍體，那血流成河的絕望吶喊，為什麼引不起廢死聯盟的同情？他們同情的、擔心的是作惡多端的匪類！」
1997 年，白冰冰的愛女在一宗震驚全國的綁架案中遭到撕票。 如同張雅琴，白冰冰也認為全台多數人支持死刑。 她認為廢死團體是胡亂效法國外，與其說是與國際接軌，不如說是「國際見鬼」，更質疑「我不太相信社會上有哪一個民眾會捐款給這樣的團體，他們的資金來源為何？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台灣媒體儼然繞著林信吾案轉，而這其中的憤慨激昂，或可謂是混亂骯髒的程度，都已在台灣許久未見。台南殺警案發前最引人非議的是林智堅論文抄襲事件（補）， 媒體上的評論內容就相對溫和許多。畢竟這起殺警案件本身就充滿戲劇性：槍戰、暴力拒捕、全國通緝；全台監視器天羅地網錄下幾乎整起事件、吸引全國注目；再加上被害人姊姊令人痛徹心扉的哭喊，傳達出親人逝去時那椎心刺骨的悲傷。
死刑與否，淪為政府操作民情的工具？
今日在台灣，死刑依然合法。目前有 38 名死刑犯均已聲請大法官釋憲，因此依照《執行死刑規則》，不得執行槍決。最近兩次的死刑分別於 2018 年和 2020 年執行。兩案的被告均求死，拒絕聲請釋憲。支持死刑的團體得以利用這種案例來向蔡政府施壓，要求恢復死刑處決；而由於死刑有民意支持，政客也能藉此輕鬆收割支持率。煽情聳動的媒體對此的報導也呈現出台灣社會的矛盾現象。
補充資訊： 根據《執行死刑規則》第2條第四項規定：有無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程序在進行中。因此，如果死刑犯提出大法官釋憲，則不可執行死刑。
表面來看，台灣以禮貌、迂迴曖昧的政治操作出名。致勝關鍵就是要「低調不張揚」。做官的尤其要會這招，但即使是身處業界、學界、教育界，乃至人人都得學會這招：永遠不要亮太多底牌。上班或聚會時，不要提到政治或對岸這些敏感話題。蔡政府對這箇中道理就瞭如指掌，讓人難以抨擊蔡政府到底是過於挑釁，還是固守意識形態。
不過，遇到社會暴力犯罪案件的發生，政治圈的遊戲規則就相反了。就算要罵被告是怪物、禽獸、垃圾；說被告應該受到千刀萬剮、死後棄屍等激烈言論，多數選民應該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這類情況完全印證涂爾幹理論（Durkheimian theory）：懲罰是宣洩情緒的一種管道。
如社會學家大衛‧加蘭（David Garland）所述，「一旦大眾珍視的社會情誼遭侵害，就會爆發出這樣的情緒反應（an emotional reaction which flares up at the violation of deeply cherished social sentiments）」。
死刑在台灣廣受贊同，死刑支持率約落在八至九成間。藍綠兩黨都支持死刑，因為不這麼做的話，勢必面臨排山倒海的抨擊。2010 年時，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主張最終要廢除死刑，王清峰為虔誠佛教徒，她表示自己「寧願下地獄」也不願執行死刑，因此被迫請辭。
法律學者蘇凱平發現道：引起民眾不滿的，是王清峰理直氣壯的態度，於是後續繼任的法務部長都十分小心，不做出強勢的立場聲明。前法務部長、現任陸委會主任委員邱太三，曾表示執行死刑是他的職責所在。但是當媒體拿迅速簽下鄭捷死刑令的前法務部長羅瑩雪與他對比，並表示：「執行死刑叫魄力」時，邱太三卻回得一針見血：「不執行死刑也需要魄力！」
外國勢力介入台威廢死團體？
控訴廢死聯盟「外國勢力介入」者：那些自由派歐洲人早早在自己國家廢除了死刑，就來密謀介入台灣的民意！上述指控其實已透露發言者幾近無計可施：想想過去美國的種族隔離主義者，他們如何將民權運動人士貼上標籤，化為「煽動國情的外來者」；再想想中國政府宣稱在香港支持民主的勢力，全都是外國人煽動組成的等等──還真是似曾相識。
而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台灣人都渴求國際認同，因此通常會對外國人很友善，尤其是西方人。然而，像這類事件爆發後，原本壓抑的本土主義思維就會浮上檯面。
「外國勢力」論調的矛盾之處是，其實台灣有些最嚴厲的刑罰就是從外國引進，例如：台灣的三振法案。如今，多所法院執行三振法，並援引美國前例進行判決。如法律學者謝煜偉所述：官方文獻顯示，早在 1999 年台灣法務部即有意參酌加州三振法的草案並將之引入。婦女團體因為對假釋制度深惡痛絕，所以支持引進三振法來對付性罪犯。
台灣在 2005 年採納三振法案，公開表示這是效法美國三振法案之「精神」。但是，台灣的三振法刪除了服刑五年累犯可獲得假釋的這個機會 。在 2015 年，高雄監獄有六名受刑人脅持人質後自殺，受刑人直指三振法案逼他們走上絕路。台灣監所關注小組理事長陳惠敏表示：對受刑人而言，能夠獲釋重見天日，往往是他們活著的唯一希望。
針對累犯的三振法，或許是台灣最直白援引美國法案的例子；但其實還有其他法規也引自美國，例如毒品持有、毒品販運相關法條，或者是一律以判刑坐牢為主要刑罰的家暴和性犯罪法條等。然而同一時間，美國的那些社會運動，特別像是擴大監獄教育課程，或是針對累犯爭取緩刑等等，這些運動傳入台灣進步群體的步調便一直較緩：「我們好像學到了美國刑事司法體系裡所有不好的地方。」
補充資訊： 台灣三振法案源自美國「暴力犯罪控制暨執行法案」。台灣政府在《刑法》第77條關於假釋規定依三振法精神進行修法，指曾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如殺人、強盜、擄人勒贖等）的「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刑執行完畢或執行期間獲赦免，但又於五年內再犯重罪（即第三度犯案），將不得假釋。
應該促進社會理性溝通的台灣媒體，如今卻成為混亂的源頭
2007 年，林金貴遭控殺害計程車司機後被判無期徒刑。歷經永無止盡的上訴與重審後，在2022年高等法院才改判林金貴無罪，但此案還未告終，檢方已經提請上訴。
當年在媒體上討論逮捕林金貴和後續的評論時，幾乎沒有人提起林金貴可能是清白的，想幫助林金貴平反的人得不太到媒體支持。林金貴打的這場法庭之仗彷彿薛西弗斯（Sisyphus）受的推大石之刑，持續來來回回、徒勞無功。始終力挺林金貴的姊姊提到新聞媒體以前糾纏著她，稱她弟弟為殺人兇手時，她說：「我覺得我也在服無期徒刑。」
別說媒體，要求任何一個組織承認錯誤，也許都是很天真的想法。又或許問題也在於我們對記者幾乎不抱什麼期待，在台灣更是如此。《報導者》是台灣備受推崇的深度報導媒體，其中一位記者告訴我們：記者這行在台灣是惡名昭彰；若要說服傳統的父母和他們的子女，記者是個值得追尋的志業，那勢必是場硬仗。
當然，台灣媒體聳動嗜血也不是什麼特例，美國的讀者想必也明白美國新聞媒體業的情況。但是，美國警察暴力和監獄內暴力案件，如里克斯島監獄（Rikers Island）等，這類事件已經讓美國開始重新省思，而反觀台灣，這類反省卻尚未出現。
也許我們是在癡人說夢吧，但若有一天，台灣的主播名嘴真能提出鞭辟入裡、發人深省的問題，那該多麼美好？提出這些問題不需要「選邊站」，只需要幫助我們開拓新思路：例如，公平公正的審判到底是如何呢？國際上最能防止更生人再犯的做法有哪些呢？如果犯罪招致的羞辱能少一些，家屬是不是就能獲得更多的幫助和支持？
尊重被害人，就一定代表得用上最嚴厲、最苛刻的刑罰來懲處加害人嗎？
關於最後這個問題，丹妮爾‧塞雷德（Danielle Sered）在《反思才有轉機》這本書中直接深入探討過。研究顯示：施予加害人的無期徒刑無法撫平傷痛；塞雷德寫道：我們「深深相信社會所教導的」，相信被害者所欲求的，正是以刑期或死刑等處罰重判加害人。
但果真是如此嗎？假若有其他方式可以選擇，被害人會怎麼選呢？
新聞媒體對廢死聯盟窮追猛打，卻對其他非政府組織絕口不提。這些團體同樣戮力提升國人對國家暴力的認知，舉凡監獄內部情況、警察酷刑和冤獄等，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監所關注小組和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等等。其中，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就曾為林金貴平反。這個協會在台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分裂的社會裡建立了溝通的交集點。即便是認同重刑的民眾，也一樣支持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行動。正如台大法律副教授蘇凱平所觀察到的：台灣社會普遍對刑事司法系統極其不信任，尤其對法院和檢察官沒有信心。
兩位員警遇害，我們為此深深哀悼，也為亡者家屬感到無比悲痛。然而，殺戮無可轉圜、覆水難收。我們要如何同時為生者痛、為亡者悲，又能同時深刻地反思殺戮的沉重呢？這個問題始終徘徊在我們心底。將林信吾繩之以法，是絕對必要的。唯有這麼做才能彰顯道德意義，點出殺戮僭越了人世間的至高原則：生命不容侵犯。
可是，由國家執行的死刑就真的是正義嗎？這應該要是可以討論的議題，我們也該徹底搜尋相關資訊，仔細地評估考量。但從當前情況看來，想要有這種深度的討論幾乎是天方夜譚。因為處處皆是煽動的言論，張雅琴等新聞評論人士說得好似對加害人用刑就可以撫平傷痛，以牙還牙就能讓我們免於邪惡、就能為悲傷宣洩止痛。
但是，懲罰殺人犯無法喚回逝去的親友。若我們不願正視導致暴力犯罪的原因，那麼未來，就只能眼睜睜看著更多家庭陷入哀傷和痛苦。這樣永無止盡的輪迴只是草率地把「邪惡」歸咎在某一個人的身上，而未能認清我們整體社會失敗的地方。「反對死刑最強而有力的論述，」世界首屈一指的死刑專家卡蘿‧斯泰克（Carol Steiker）說道：就是死刑「違背了人的同理心和惻隱之心。這兩者在做出道德判斷和道德決擇時，皆不可或缺。如果整個社會必須集體狠下心，必須鐵面無情地奪取人命，我們終將會消磨掉這些人性」。
作者介紹： 郭怡慧 (Michelle Kuo) 是社運律師和作家，寫過一本回憶錄《陪你讀下去》（Reading with Patrick），討論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閱讀、書寫與監獄生活，並在美國、英國、中國、臺灣、日本，以及韓國發行。《陪你讀下去》榮獲戴頓文學和平獎（Dayton Literary Peace Prize）亞軍及戈達德‧里弗塞德與史蒂芬‧羅素社會正義新書獎（Goddard Riverside Stephan Russo Book Prize for Social Justice），也是無數大學和圖書館的讀書會選書。發表的文章見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觀點》雜誌（The Point）、美國書評網（Public Books）等報刊網站。現任台大法律系客座教授。 吳孟軒 (Albert Wu) 是歷史學者，研究宗教史和醫療史。在臺灣長大。寫過一本談德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書《從基督到孔子》（From Christ to Confucius）。目前正著手完成另一本書，談我們為什麼不信任醫療機構。對全球史抱有廣泛興趣。 譯者介紹： 林庭琦 臺大外文所碩士、輔大翻譯學碩士。曾於英國任職跨國企業內部翻譯，現為自由譯者、大學講師。
本文授權轉載改寫自 《A Broad and Ample Road》 “It takes guts not to execute some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