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美國媒體Politico爆出重磅新聞，指美國最高法院意見書草稿顯示，影響美國社會深遠的「羅訴韋德案」即將被推翻。雖然判決還未公佈，但國際社會已開始熱烈討論相關影響。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最終以6比3裁定，正式推翻「羅訴韋德案」裁決，引發全國多地新一波的示威潮。
儘管華人是美國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面對這個議題，不少人不太公開討論，有時更會刻意避而不談。
但事實上，面對這個話題，他們可能想法放得更開。曾經陪伴很多華人墮胎的醫療翻譯員June，都不若而同提到，在美的華人沒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枷鎖，比較容易接受墮胎，而選擇墮胎的多數原因，是財政負擔不到養育一個小孩。
養不起孩子成了最主要的墮胎因素
移民美國超過20年的June，當過10年醫療翻譯員，陪伴很多在美國居住的華人墮胎。她的工作是在手術前、中、後，在病人身旁擔當翻譯員，為病人解釋手術的風險、翻譯文件。她提到，很多在美華人選擇墮胎是因為「養不起孩子」。
她因而接觸到病人的年齡層比較廣，按她的觀察，上一代和新一代華人的「墮胎風氣沒有什麼改變，都是視乎事主的家庭和經濟狀況，中國人很接受墮胎這一回事，不會特別反對」。
她説，在美國，華人不太重視墮胎議題。「一般懷孕了就會生下來，沒有（經濟）能力的就會去墮胎」。是一個較為純粹的經濟選擇，比較少涉及生命議題。
在墮胎法案喧囂之際，西岸華人社群也很少提到墮胎和相關議題。「可能他們會私底下講，但也有可能（有當事人）墮胎的時候胎兒週數比較少，墮胎後沒有人發現她曾經懷孕，最終也不會特別講出來。」
如果以滿分十分計算，June會為新一代接受墮胎的程度打上八分，甚至九分；上一代則倒減一、兩分。「年紀大、老一輩對於女兒墮胎可能相對接受程度低一點，可能覺得對身體不好，而且不是他們自己養育小孩，當然想家族壯大。但子女也可能會想，我是養育孩子的那人，負責經濟、教育，當然要視乎經濟能力。」
育有兩個小孩的June也同意，一個家庭的經濟能力很重要，甚至成為墮胎與否的關鍵因素；其次的因素就是，是否道德、有否扼殺生命；最後才是宗教。
「天生天養、窮有窮養，這些説法很不負責任，生育小孩就想給他最好的。當然，也可以窮有窮養，低收入家庭還有政府也幫你養，但現在的教育環境，負擔不起的就會降低競爭力。」
説是如此，決定墮胎的一刻，相信也是很困難的。
June接觸到在墮胎手術的過程情緒比較激動的病人，她們對於是否墮胎，心中直到最後一刻還是充滿掙扎。但是，由於尊重病人隱私和她的專業操守，June不會問及當中的原因，多為在一旁安慰説：「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如果經濟能力不許可之下生下來，對他和你自己都是一個負擔……選擇不要的時候，亦未嘗一個壞事。」
June常常接到墮胎的翻譯案子。她知道自己有些同行，因為宗教原因，不會接這一類的工作。
但她坦白説，自己對於參與這些工作沒有什麼特別感受。「就當作是一份工作，墮胎是自己選擇，（她們）都是自願，很多時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我和她們都沒有宗教信仰問題……。我反而接受不了虐兒、有家庭暴力問題的案子。」
文化轉變，對生育相較保守、對墮胎趨於開放的心態
13歲移民到美國、定居了25年，從事賭場公關的Brian説，儘管墮胎議題在美國主流社會鬧得熱烘烘，但這不是在美華人關注的議題，他們大多關注經濟。但他也提到，上一代中國人的墮胎風氣「很開放」：「一來沒有受基督教等宗教影響，二來就是政策副作用。」
Brian因工作緣故接觸到不同華人移民，有他們可能來自中國、新加坡、越南。按照他的觀察及與客人接觸的經驗，他認為，這其中越南華人在墮胎的取態上較為傾向「pro-life捍衞生命權」，「他們的思想比較老派、傳統，而且沒有受到（中國）一孩政策所影響。」
一孩政策，指的是中國曾經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從1979年開始隨着改革開放推行，規定中國的城市人口只可以生一個兒女，生第二個就需要審核批准，如果違反規定生第二個，需要交罰款，即「社會撫養費」。
Brian稱之為「政策副作用」：「當時的社會風氣，墮胎是很基本的，除非你有錢，買通了官員，讓你生下第二胎、第三胎。人們開始習慣了這個風氣，就會變成了social norm（社會規範），（對墮胎這件事）很開放。」
他又指出，「新一代的中國移民對生育的取態，與上一代的不同，從一孩政策變成了三孩政策，生育取態從開放變為保守。」他形容這是文化轉變（cultural shift）「中國移民、甚至中國人隔了一代已經改變了。」
而不變的是，兩代人對墮胎的取態都比較開放，立場上也算是支持墮胎自由（統稱為「pro-choice捍衞選擇權」）。
箇中的原因，除了政策影響，也主要跟財政有關。Brian提到自身的成長背景。「我媽在她15歲的時候生下我，在17歲的時候生了我弟，我們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知道母親有多辛苦，犧牲了自己很多。」他認為，華人也大多明白家庭的財政狀況，對小孩的成長有多大的影響。
為香港奪得奧運第一金的「風之后」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曾在2006年的香港拍攝一個銀行廣告，廣告中表示養大一個小孩要400萬港元。當時的廣告一出，引起廣大的討論。
Brian 指出：「香港人計算養育小孩要多少錢的意識提高了很多，家計會（家庭計劃指導會）也説兩個小孩就夠了（指早年香港呼籲少生的公益廣告），‘贏在起跑線’等環境因素（指希望給小孩最好的成長條件），令新一代對生育很保守。」相應的，就會對墮胎態度比較開放。
當然，他也接觸過部分中國移民傾向pro-life，他們認為墮胎「傷身」、扼殺了小生命。Brian稱，也許他們信佛、信輪迴才有影響，但整體而言，「上一代pro-life的中國移民，因道德枷鎖捆綁多於宗教的理由才反對墮胎。他們社會化得太快，對宗教終究不太上心。」
墮胎：在華人家庭間禁忌的話題
在西雅圖一家公司任職文化研究員（Cultural Researcher）的Brenda認為，宗教、年齡、種族、經濟、文化等不同因素，都會影響人對墮胎議題的看法。
Brenda指，pro-life的人多是有信仰的人，和種族沒有太大關係。她小時候去過的一所美國華人教會，也十分反對墮胎，信徒大多是pro-life支持者。「特別是宗教群體，即使是18至30歲較年輕的人，他們的宗教背景也主導了對墮胎的看法……不僅基督徙，也有可能是穆斯林。」
但是，她同時也指出，她也認識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反對墮胎，原因是從人道層面出發，視胎兒為生命，認為墮胎很殘忍。
談到自身的立場，自小就已經是基督徒的Brenda多番強調，在pro-choice與pro-life的立場之間，仍然有很大的灰色地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她較為支持「有條件」的墮胎，即因性侵犯而懷孕、健康等因素才墮胎，但她強調，自己不會主動「宣傳」墮胎一事。
Brenda她的一家都是基督徒，父母很虔誠，父親更是教會的執事。她透露，母親曾經因為意外懷孕，加上高齡、長期服藥，在醫生的建議下終止懷孕。
當時，Brenda已在美國讀書，與父母和妹妹分隔兩地。她憶述這件事：「那是打IDD（長途電話）年代，沒有WhatsApp，不能即時知道最新狀況；發生了之後，他們才告知我，我很多細節都不知道。」
面對較為複雜的家庭背景，Brenda一家對墮胎這個議題採取的應對方式，似乎就是靜默。
Brenda説，這個議題「在家裏很sensitive（敏感），家人之間有點避諱，也不會討論，只有我媽會很偶爾的提起，因為她曾經是當事人，但也只限於發生過的事，不會討論整個議題，父親更不提一句。」因此，Brenda一直也不清楚父母對墮胎的立場。
「我父母是虔誠的基督徒，又是華裔，（這個背景）通常都是pro-life的……如果我媽不是意外懷孕，後來又因長期病患而墮胎，相信他們也是pro-life。可能他們現在的立場偏向有條件墮胎那一類。」
惟她認為，這是普遍和典型的美國華人家庭關係和實況，就像老一輩與年輕人的對立，前者的取態較為保守、傳統，「父母與子女很多時候根本不會談起（墮胎），很多華人子女根本不知道父母怎麼想；即便決定墮胎，可能也不會告訴他們。」
生育與否，應該讓女性掌握選擇權
Brian現時育有兩名小孩，分別是四歲、一歲。
「第二胎的時候有想過（叫妻子）墮胎，因為當時還未完全ready（準備好），但太太説晚一點再生就遲了。」但他也明白，「人生沒有100% ready」因此也沒有讓太太拿掉小孩。
在妻子還未懷上第二胎的時候，他認為「準備好」的條件，包括「有好的家庭、財政、找到托兒中心和好的校區；工作上，也有時間陪他（小孩），就算準備好。」
他經歷過小時候的成長環境「不是最好」的時候，因此希望能夠給孩子最好的：「我不想我的子女，在父母沒準備好之下出生，想他們有比較好的成長環境。」
如果夫妻之間對墮胎與否有分歧，該怎麼辦？Brian很快地迴應説：「 Still the woman’s choice.（依然是女性的選擇）」
他認為，男性往往難以代入女性的觀點去看待墮胎。「男性的觀點絕對沒有可能與女性一樣，那麼切身地去看待這件事；女性要考慮很多層面，她的未來、身材走樣、工作仕途……這不是男性可以經歷到的，女性面對的social stigma（社會污名）嚴重很多。」
因此，作為pro-choice支持者的他，希望女性在美國這個文明社會中，也可以有選擇的權利。
「墮胎這個議題的核心是選擇權利，在文明社會，為何要逼她做一些影響她一生的事？女士懷孕會改變整個人生，但（如果）連可以一個可以選擇的選擇都沒有，我們做人那麼進步是為了什麼？有些事不應讓宗教、道德捆綁一個人。我真的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實習編輯： 陳念渝
核稿編輯：Xe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