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地震發生的當時，我是個極度不安的新聞系大三生，常因台灣打來的一通電話就讓我為了找工作這件事的壓力而崩潰。
那時的我，擔心著自己，也擔心這世界。成天想要拯救難民改變貧窮；喜歡思考左翼右翼教授們說的話，也不時和許多人辯論藍紅藍綠藍黃，不可一世。找工作時卻又得收起那種天真爛漫，每天抱著一個夾滿履歷的資料夾，穿著西裝外套高跟鞋噠噠噠地在校園裡的會議室之間奔走，假裝自己是個很懂職場手腕的小大人，也總是在聽到起薪的時候瞪大了眼睛而露出破綻。
簡而言之，看著天空覺得sky is the limit（一切皆有可能）。那是個什麼都想做，卻什麼都做不來的年紀。
經歷一份讓人迷惘的工作之後
那年暑假，最重要的大三實習塵埃落定。我以實習生的身分進入了人生第一間公司Amazon，做著令人時而興奮卻又時而枯燥的財務工作，我覺得自己似乎已經站到一個人人夢寐以求的頂點，時常感到飄飄然。當別人的大四生活都在焦頭爛額地面試的時候，我似乎已經拿到了落腳美國的黃金門票，進入了自己想都沒想過的corporate人生。同時，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何去何從。
每天看著主管們大吵variable costs per unit為何會漲1分，賣家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問題；偶爾聽著同事說哪個VP買了個島、八月要去渡假；然後誰誰誰幾年進來的，都沒有賣股票，有多少房地產⋯⋯，讓二十出頭的我很徬徨。
我知道自己打從心底對這份財務工作並沒有熱情，因為我的血液裡，「人」這樣的生物，不是數字，而是故事。於是我在畢業前除了幫學校的中文雜誌寫寫文章，同時也申請了一個在約旦的記者實習工作，希望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再次挑戰新聞業。面試時，自己的徬徨，卻已被面試官們輕易地看穿。
「你為什麼要去約旦？」
「我想⋯⋯成為一位⋯⋯記者⋯⋯。」
弱弱地聲音、沒說服力的回答，我很快就被刷下來了。當時我只是迫切地需要一份可以讓我填飽肚子的工作。約旦這條路，在我摩羯座的腦袋裡，說有多離經叛道就有多離經叛道。戰地記者、台灣歐普拉之夢，從此被擱在一邊。或許上帝要我先經歷點別的。
於是我的七年Amazon歲月就在被EY催繳會計數字、不分早中晚半夜與美國義大利英國主管廝殺吵架、偶爾飛飛倫敦出爽差買名牌包的人生到達了頂峰，又在最後幾個月performance倒數的狀態，憂鬱地結束了。
上週考完試，我終於在七年人生裡有一個喘息的空間。沒有壓力、沒有deadline、沒有should or shouldn’t，於是我回去把過去十年的文章整理在一個部落格裡。讀著讀著，覺得其實從很久以前，打從心底，我早就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只是小時候的自己不願意去面對，好像必須得去找尋一個什麼，去證明一些什麼才善罷甘休。
於是我報名志工團，動身前往尼泊爾。
悉達多與尼泊爾
來到尼泊爾，我帶著先前聽著劉軒與Jacky的訪談裡他們提到的一本書—《流浪者之歌》，在加德滿都嘈雜的市區裡，咀嚼著那些文字，感受這七年來的變化。
「悉達多的確無心生意。做生意的益處，無非是令他有足夠的錢財交予迦摩羅。儘管他獲得的遠超出他所需要的。他只是對曾經如同月亮般遙遠而陌生的世人，他們的生意、手藝、憂煩，他們的娛樂和蠢行感到同情又好奇。雖然他能輕而易舉地和他們攀談，與他們相處，向他們學習，但他深刻地認識到，將他同世人區分開來的，是他做沙門的經歷。他看見世人以孩童或動物的方式生活，這讓他既愛慕又蔑視。他看見他們為一些在他看來毫無價值的東西，為了錢，為了微不足道的慾望，為了可憐的尊嚴而操勞、受苦、衰老。他看見他們彼此責罵、羞辱，看見他們為那些令沙門付之一哂的痛苦慟哭，為那些令沙門不屑一顧的貧乏苦惱。」
別人問他，他一個身無分文的沙門能做什麼。
「I can think, I can wait, I can fast. 」（我會思考。我會等待。我會齋戒。）
就憑這三樣東西，悉達多入世了。在那之後，悉達多成了你們想像中那種最無聊的有錢人。每天酒池肉林，一擲千金、賭博尋求快感，麻痺自己，有好長一段時間。但在那裡頭，他得到了許多未來悟道所需要的養分。這時候的他，從一開始離家的時候「看山是山」到了「看山不是山」的階段。
「那裡很危險，不准去」
當然，到尼泊爾做志工這件事引起了家裡長輩的擔心：「你在尼泊爾要小心！會不會像柬埔寨一樣給人騙走了！」雖然家人的關心讓我很欣慰，但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台灣人的教育，到底在教孩子們什麼東西？
「那裡很危險，不准去」應該是目前台灣社會，無論社經地位，對於開發中國家主流想法。但若是這樣，那我覺得台灣人其實通通可以不要出門，畢竟台灣交通這麼危險，出去被撞死怎麼辦？人不可能一輩子都被保護在安全溫暖的地方，我們也要認清自己身為地球人的一份子的責任，我們有責任保護自己，也有責任去教育下一代讓他們去保護自己。
比如在山多到爆的尼泊爾，小朋友每天自己走路上下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尼泊爾80%的人口都是農業家庭，大人忙著務農也沒時間照顧小孩，而也因為山中地形險峻，許多四五歲大的孩子每天都要走一兩個小時到學校，放學後再同樣一兩個小時走回家。走回家的路上，除了有很多蚊蟲叮咬與真正因為雨天泥濘等「無法跨越的鴻溝」，孩子們也要學習如何在他們的小社會裡建立關係，與路上的小販和路過的叔叔阿姨打交道。這些都是看不見的社會歷練。
先撇開台灣交通不談，就算台灣的交通和治安再好，以台灣的文化，家長絕對不會接受這麼小的小朋友自行上下學，還要走路兩個小時。因為我們從政府到家長都是非常地保護主義──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冒險的事情不要做、會受傷的都通通不要嘗試。也因此，若是出了錯一定都是爸媽（政府）的錯，爸媽（政府）沒有保護好我。
其實溫室裡的孩子長大之後是非常可憐的。他們沒有機會從小錯誤小嘗試中，去學習何謂對自己的生命和決定負責任，導致長大之後沒有辦法在真正生死交關的重大時刻做出正確的判斷。
這個世界本來就有很多人事物我們無法控制。去到任何地方，就算都待在自己家，一樣可以被詐騙，一樣都會有危險。我們應該教孩子的是，遇到這些事情，你該怎麼預防或處理？一個人出國的話，需要的證件、各個辦事處聯繫方式；如何用簡單的英文或是當地語言與人溝通，或是在機場要怎麼找人幫忙等等。遇到徵才的人，你該怎麼篩選工作機會，台灣的登記公司都有公開資料，你該怎麼查詢或是確認這個公司是真還是假，有沒有可以信任的前輩可以溝通。而不是一味的「那裡很危險，不准去」。
因為說實在的，這世界沒有哪裡不危險，能夠鍛鍊的只有自己的腦袋與心智。
本文經Irene Lu 建築人類觀察筆記授權轉載，由小人物進行下標以及微幅修訂。
圖、文經編輯，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請參考原文。
實習編輯：Queenie
核稿編輯：Shiuan
